我说的,我说的都是真的

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、鞠躬尽瘁。在他去世后人们自发的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,就是人们对周总理尊敬和怀念的表现。周总理用他特有的人格和魅力同样影响着他身边的人,他的卫士韩福裕就是这样的人。周总理去世后,韩福裕一直搜集和整理有关周总理的资料,并且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发扬

总理一生为国为民、鞠躬尽瘁。在他去世后人们自发的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,就是人们对周总理尊敬和怀念的表现。

周总理用他特有的人格和魅力同样影响着他身边的人,他的卫士韩福裕就是这样的人。

周总理去世后,韩福裕一直搜集和整理有关周总理的资料,并且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发扬着周总理的精神。

可是在1994年,韩福裕却在总理老家淮安的纪念馆里大发雷霆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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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

在总理身边当卫士

韩福裕出生在山东莱州,因为家里生活实在难以为继,韩福裕很小就随家里人闯关东到了东北牡丹江。

12岁的韩福裕到了一家店铺里面当学徒之后,虽然生活依旧艰难,而且经常受到老板的打骂和日本人的欺负,但是勉强还能活下去。

1945年,日本投降之后,刚刚16岁的韩福裕加入了当地的东北人民自治军,并且很快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韩福裕年轻、脑子灵、觉悟高,很快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副排长,又被挑选成为团长的贴身警卫。

1948年底,全国解放在即,韩福裕得到了一个机会:进到中央直属机关,给中央领导当警卫。经过文化考试、技能比武和政治审查之后,韩福裕如愿以偿地通过审核,开始了与周总理朝夕相处的岁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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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裕与周总理等人

作为一名警卫员,工作并不是只负责安全,还要对生活各方面进行照顾,可周总理并不喜欢由别人来照顾他的日常生活。

曾经有人因为抢到周总理前面掀开棉门帘、替周总理把门打开而被周总理沉着脸教训一通。

周总理认为我们是人民的共产党,不是国民党、不是军阀,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作派。

起初韩福裕对这些小细节也没有注意,因为在他看来,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内容,所以刚成为周总理的卫士不久,就受到了周总理的“教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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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

周总理在延安时,曾经被江青受惊的坐骑撞落下马,右臂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,不仅屈伸不方便,而且向上举手也有些困难。

韩福裕知道这个情况之后,就十分注意周总理这方面的生活,以便随时照顾周总理的不便。

有一次,周总理走路时发现鞋带松了,便停下来要系一下鞋带。韩福裕发现之后急忙弯下腰,想要帮周总理系上鞋带。

周总理却始终不同意韩福裕帮忙,最后还是周总理把脚搭在一个小竹凳上用左手艰难地系好了鞋带,留下韩福裕在一旁显得有些尴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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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

“小韩啊,别介意。”周总理边走边对韩福裕说。

“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一样,都是普通人,不需要搞什么阶级,也不要搞什么特殊,你虽然是警卫员,但是也不比我低一等,我也不比你多些什么。我还有手,我还能行的。”

周总理不许别人给自己服务,可自己却甘心给别人服务。韩福裕的妻子霍英华同样在为周总理服务,她是西花厅的服务人员。

有一天周总理夫妇吃完饭之后,霍英华收拾好了碗筷端起来向厨房走去,周总理看到后马上站起来快步走到门前,替霍英华打开了门。

这样的事情在西花厅并不少见,周总理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是客客气气的,从来都没有过阶级等级之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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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夫妇

被总理救了一命

韩福裕作为周总理的警卫,其主要的工作就是保卫总理的安全,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周总理反倒是救了韩福裕一命。

1952年,周总理到苏联大使馆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行会谈,韩福裕作为警卫一同前往。

会谈结束后,前来相送的尤金在车外又与周总理握手、寒暄,周总理就示意让韩福裕先上车,等寒暄完之后,周总理才最后上车,尤金在外面关上了车门,一直到汽车开走之后还在车外挥手告别。

当时开车的司机是老红军钟步云,他当周总理的司机也有好些年了,车子一直开得都很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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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步云

可当天因为还要赶下一个活动,和尤金的寒暄时间又长了些,所以车子开得稍微快了一点。

在一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左侧后排车门突然甩开,坐在左侧的韩福裕半个身子一下子被甩出了车外。

幸亏周总理一把拽住了韩福裕的衣服,司机钟步云也急忙把车摆正停在路旁,这样韩福裕才没有被甩出车外。

原来刚刚尤金在关车门时没有用上力,门只是虚掩,而且当时的汽车上也没有现在汽车上那么多科学技术,所以钟步云也没有发现门没有关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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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等人

不过万幸的是,那一天周总理让韩福裕先上车,所以坐的是周总理常坐的位置,不然当时遇到危险的就有可能是周总理了。

坐在车上的韩福裕长出了一口气,捂着脸说“我是中央派来来给您当警卫的,没想到还让您给救了,真丢人。”

周总理则哈哈一笑,“这才叫礼尚往来嘛,我看很公平合理呀。”

同时总理还安慰司机钟步云,这都是意外,并不是他的过错,劝他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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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裕

总理也曾“走后门”

韩福裕当时是和成元功、张树迎轮班照顾周总理,虽然这三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,但是长时间围着总理转身体也受不了。

韩福裕就因为总是肚子疼,结果到医院检查出了肠梗阻。

原本做完了手术是要休息一阵的,可是韩福裕担心剩下成元功和张树迎两个人压力太大,再加上确实是年轻力壮,没休息几天就又继续工作了。

看到韩福裕这么快就回来工作,周总理特地安排韩福裕到小灶上吃饭,并且邓大姐还把自己的牛奶给韩福裕喝,让应该进半流食的韩福裕尽快恢复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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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裕等人

其实西花厅的小灶,并没有什么特别的,吃得喝得和其他人的食堂饭菜都一样,只不过是为了照顾周总理工作随时起灶,能让周总理吃上一口热的饭菜罢了,可这样就能让刚刚做完手术的韩福裕肠胃少受刺激,也能更好的恢复。

可是韩福裕的肠子却不争气,没有多久又旧病复发,而且有手术的后遗症,这次发病比上次还要重。

韩福裕担心自己的身体影响到周总理的工作,便怀着不舍和不甘向周总理的秘书何谦提出了请求,请求他把自己调到传达室那种岗位。

周总理知道后却对何谦说,韩福裕是在这里得的病,我这里就要负责。丢给别的部门算是怎么一回事呢?那不仅是对其他部门的不负责,也是对同志的不负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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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

就这样,韩福裕被周总理留在了身边,只不过不能够再担任警卫工作,而是担任生活管理、伙食采购工作。

后来,有人说北京的苏联专家能够治疗这种肠胃病,周总理便安排韩福裕去治疗。

不过,因为当时的苏联方面要求只给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看病,韩福裕的级别又不够,所以周总理就开出了介绍信,说韩福裕是“连级干部”。

随后韩福裕到东北的干部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时,周总理干脆又给他“升职”,说他是“副卫士长”。正是因为周总理的这几次“走后门”虚报职务,韩福裕的肠胃病才得到彻底治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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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裕

对总理的怀念融到生活里

1957年,中央实行人员精简,韩福裕离开了工作5年的西花厅,调到了新的部门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,但是始终想念着周总理,周总理和邓大姐也同样惦记着他的病情,经常通过电话、信件询问韩福裕的近况。

1976年,周总理去世时,韩福裕并不知道消息,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周总理已经去世后,他一个人在屋子里痛哭了好久。

因为韩福裕当时并不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,所以并没有被安排到吊唁名单之内,韩福裕就挤在人流中混进了向周总理道别的队伍中。

幸好他在吊唁的人群中见到了正在为周总理守灵的周家鼎。周家鼎曾经当过周总理的军事秘书,和韩福裕有过一段交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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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逝世

韩福裕借着和周家鼎握手的机会留在了守灵的队伍里,完成了最后给总理站一班岗的愿望。

周总理逝世后,韩福裕把对周总理的怀念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,他曾经多次到周总理的故乡淮安,从山间、从路上、从周总理的故居,踏寻着周总理的足迹。

1992年,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开馆时,韩福裕作为特邀嘉宾接到了纪念馆的邀请。

尽管当年淮安大涝,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和地方做出降低开馆仪式标准的通知,韩福裕还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开馆典礼,并且向纪念馆献上一本建党大型纪念画册。

用韩福裕的话说:“说到做到,实事求是,这是总理教我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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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裕等人

1994年,周恩来纪念馆召开周恩来纪念地联谊会,韩福裕再次被邀请参加,可就是在这次会上,韩福裕罕见地发了火。

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参会的嘉宾中有一位老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。文章以整理韩福裕口述为主,描写了周总理生活中的一些事情。

文章本没有什么错误,但是这篇文章里的好多事情都不是出自于韩福裕的描述,并且韩福裕也没有得到过相关的通知。

“你说是我的口述,可你这里的这些话是我说的吗?你写文章之前和我沟通过了吗?怎么不先让我看一下你写的文章呢?你还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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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韩福裕

韩福裕的火气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没有通知他、没有让他把关,而更多得是因为对方的文章里虚构了总理的一些事,这是他不能够接受的。

事情最后还是以那位老同志承认错误并且道歉而收场,韩福裕也接受了道歉,并且为那位老同志的文章做出了纠正、指出了错误。

1998年周总理百岁诞辰时,韩福裕再次到淮安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,并且到淮安的学校、工厂做了演讲,把周总理的事迹和精神继续向人们传播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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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裕等人

韩福裕每年的1月8日都会让自己栽种的水仙花开花,他也会把盛开的水仙花整齐地摆放好,静静地观赏它们。

他说,在给周总理守灵的那一天,看到了总理遗像前摆放的6盆水仙花,洁白、纯洁,就像总理的人品一样。

所以,他会让他栽的水仙花在1月8日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开放,以纪念他心中不朽的周总理。


参考资料

《悼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.秦凤九

《抹不掉的红色记忆——周恩来总理卫士韩福裕的真情追述》吴志菲

《周总理卫士韩福裕的红色记忆》人民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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